【人物名片】

　　陈剑平，浙江宁波人，现任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宁波大学植物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植物病毒基础和应用研究，在植物病毒与禾谷多黏菌内在关系、病毒致病和植物抗病分子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创新性的工作，成果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应用，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近十几年还致力于宏观现代农业研究，提出现代农业综合体和“大学小镇”等乡村振兴模式，并进行大量探索实践，取得良好成效。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中华农业英才奖、浙江省科技进步奖等荣誉。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2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宁波大学，曹光彪科技楼。

　　灯火常明的办公室里，年逾六旬的陈剑平伏在案上，如同农民审视即将入仓的稻谷，字斟句酌地审阅着即将付梓的《宁波大学“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研究与实践总结报告》。

　　在接受采访的几分钟前，他还在抓紧时间修改，敲下一个句号，才姗姗从办公室走出来。

　　陈剑平没有多谈过去，不谈院士光环下的成就，而是与我们分享当下的思考，“我想得更多的不是我的科技成果，而是让更多的人有好的科技成果。”

　　回望他投身科研的四十载：英伦三岛的世界知名实验室里，年轻的陈剑平透过显微镜看到病毒与真菌纠缠的隐秘世界，在禾谷多黏菌体内发现了病毒，一举成名；2017年，他选择回到家乡宁波，在宁波大学继续从事专业研究，以此回报家乡。宁波东吴镇的田埂上，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目光落在乡村基建的裂痕上，至此有了“大学小镇”乡村振兴模式。

　　从研究植物病毒到关注百姓生计，他始终目光向下，深刻体察国之所需、民之所盼。

陈剑平（左二）在东吴镇实地考察。受访者供图

　　大学老师要做大先生

　　陈剑平的科研人生，始于1985年的夏天。

　　当时有两条路摆在即将本科毕业的他面前——留校从事行政工作，或是奔赴基层科研一线。学校发放了人手一本的赠言录，陈剑平兴冲冲地向当时系里的老教授、我国著名昆虫学家唐觉“讨要”了寄语。“学以致用，愿共勉之。”唐觉的箴言如一粒种子，深深根植在他心中。

　　于是，陈剑平认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入职浙江省农科院，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却又注定不凡的植物病毒研究之路。

　　在省农科院，他的勤奋好学很快赢得了认可，并得以参与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他在大麦黄花叶病研究上取得的进展，引起英国洛桑实验站——世界著名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学系教授亚当斯的关注。1989年，亚当斯教授邀请并资助他到英国洛桑实验站做访问学者。

　　自此，他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导师。陈剑平印象中，亚当斯教授一生醉心科研，“他不为名、不为利，每天从上班到下班都埋头科研，一分钟都不会浪费”。

　　在异国他乡，陈剑平只用了3个月，便提前完成了原定1年的大麦黄花叶病研究工作。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一个多国科学家花了30年都没有攻克的国际性难题——病毒与真菌的内在关系。得知这一消息，亚当斯教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17年来的研究资料、实验记录和实验材料全部交给了陈剑平，还提供了6把昂贵的切超薄切片用的金刚钻刀，并亲自带他到实验室示范操作。

　　在夜以继日制备了上万张超薄切片、不分昼夜地观察搜索后，他终于成功拍摄到真菌体内存在大麦病毒的直接证据。彼时，这位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学者，还不到30岁。

　　“亚当斯教授在论文署名时，永远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而当时还没有通讯作者之说。”亚当斯教授对科学的执着与对学生毫无保留的支持，对陈剑平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7年，陈剑平的博士生羊健加入其团队，参与小麦土传病毒病研究。国内外许多实验室也曾进行相关研究，因研究难度大，最终纷纷改变研究课题。但是，这类病害对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陈剑平团队长期坚持研究。

　　羊健记得，研究起步的几年最为艰难，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进展却不如实验室开展其他课题研究的同伴，要强的羊健很是着急。陈剑平看在眼里，开组会时总会鼓励他：“这个研究课题的确很难，是我做了大半辈子的研究课题，现在得由你传承下来。”

　　“我是浙江磐安人，小麦都没见过。”羊健感慨道，“陈老师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为了更全面了解小麦病害，当时担任省农科院院长的陈剑平一有空就带着羊健，顶着3月的倒春寒从山东跑到四川，再到河南、江苏，下到田间地头，观察发病小麦的各类症状，还将自己过去积累的人脉和资料悉数交给他。

　　后来，羊健通过努力，在这类病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2022年，他凭借小麦土传病毒病流行监测、致病机制、抗性挖掘与绿色防控技术获得了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如今，他已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宁波大学植物病毒学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加盟宁波大学、创建植物病毒学研究所后，陈剑平察觉到高校中一种令人忧心的氛围：有的青年学子对亮红灯的成绩视而不见，有的大学老师课堂千篇一律……2021年教师节，他以一名普通教师的身份，发出一封公开信，与同仁推心置腹地“聊聊”。

　　他在信中写道：大家都觉得大学老师是个很好的职业。一年有两个假期，平时不用坐班，上完学校规定的课时，可以忙自己的事……如果从老师自己的角度考虑，的确是好的。如果从学生角度看，也许就不是了。学生的关注点是，我从老师这份“好工作”里能得到什么？

　　“大学老师不能像艺术品一样供人欣赏，而是要有实用价值。”陈剑平说，“所以大学老师要做大先生，要有知识、有能力、有素养、有人格，不要被肤浅的事情干扰，卷入泥潭中。”

陈剑平（左三）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受访者供图

　　为团队创造一个好生态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生活中最关切、最在意的农业问题。”2021年1月，陈剑平依托宁波大学植物病毒学研究所，和老单位省农科院合作，组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危害因子与风险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在2024年邀请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加盟，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

　　作为团队带头人，陈剑平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方法。“一个团队的共同价值观非常重要。”他用四个短语总结：把别人当作自己，把自己当作别人，把别人当作别人，把自己当作自己。前两句是告诉年轻人在团队协作中要换位思考，把困难多一些留给自己，把好处多一些留给别人。后两句则是在说，要保持清醒、有自我认知，不随波逐流、亦步亦趋。

　　几年前，团队研究员孙宗涛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水稻病毒致病的共性机制的论文。一天晚上10点多，陈剑平在校园里散步时遇到了羊健，惊讶地问他怎么这么晚还来实验室。“刚刚在辅导孩子功课，等他睡了我就来写文章。”羊健说，“我要向宗涛学习，争取也在PNAS发表论文。”

　　“如果我们方向大致正确，组织充满活力，保障精准有力，还有干不好的事情吗？”陈剑平笑道，“现在，我们的科研要看与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创新度和贡献度，要改变研究范式，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做有用的科研，培育标志性科技成果。”他还摒弃了严格的项目和文章数量等条条框框的指标要求，让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有了更多创新的空间。

　　助理研究员何雨娟在2025年申请了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初稿完成后，陈剑平亲自把关，不仅逐页批注、理顺逻辑、厘清研究意义，更在修改后再次字斟句酌，连字体颜色是否舒适、排版是否美观这类细节都严谨考量。“最终我和另一位老师都获得了资助。”何雨娟分享道，研究所在去年启动了首届青年人才支持计划，资助了11个项目，覆盖了基础、应用、服务等三个不同研究环节的青年教师，“这让大家感觉很踏实，可以安安心心地做自己的研究。”

　　陈剑平还鼓励团队借助当下热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植物病毒研究领域做些探索。何雨娟的研究方向是昆虫病毒，便想着能否利用人工智能在RNA（核糖核酸）生物农药方面做一些尝试。“虽然有压力、有挑战，但也有使命感。”何雨娟语气笃定，“一想到每次进实验室都能实实在在为国家做一点点事情，就有动力了。”

　　在科研上是“严师”的陈剑平，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一位“慈父”。“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何雨娟记得，三年前自己和团队几位年轻同事前后脚结婚，陈剑平特意为他们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们，有了小家后要以家庭为主，与爱人和睦相处。“我当时特别感动，还和家人分享了陈老师的信。”何雨娟感动于陈剑平长辈般的关心，也深知他话语背后的期盼。

　　这也是陈剑平给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在大环境中让团队的科技人员回归本质、回归天分。“现在的年轻人很艰苦、很卷，我们要尽可能去创造一个‘小生态’，给他们‘施肥’‘浇水’，补充‘阳光’，让他们能舒适地成长。”他说。

　　一场始于泥土的远征

　　对于陈剑平而言，“院士”称号绝非特权，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说：“德要配位。”真正的学者必须摒弃浮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最有价值的事业——致力于解决真问题、大问题。

　　2011年的一场扶贫活动中，一位农村留守女孩想念爸爸妈妈的眼泪，让他意识到科技助农应该更接地气，“那是她的需求，也是我们应该为他们解决的大问题。”于是，他的目光从实验室投向更广袤的大地，为现代农业发展找到载体——农业小镇。

　　可是，在实验室里干了半辈子的科学家，要怎么和地里的老农民打成一片呢？

　　2017年，陈剑平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接受聘任，担任家乡鄞州区东吴镇南村村的党支部“第一书记”。

　　最初，在村民眼里，这位有着院士头衔的“村官”，多少有些像“天外来客”。但很快他用实际行动来破冰：在南村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进400多万元资金，新建了文化大礼堂、老年活动中心和休闲公园。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年近七旬的老村民俞金良看在眼里、暖在心头，他说：“陈院士为村里办实事，他的话我们听得进，愿意跟着干！”

　　信任，在一次次的田间地头、家长里短中逐渐建立。在天童老街改造前夕，一场关于“乡愁”的“板凳议事会”上，不少村民和干部认为，刷白墙、盖新瓦的“穿衣戴帽”工程，才是“现代化”的象征。陈剑平却搬来小板凳，坐在村民中间恳切地说：“我们改造，能不能不搞大拆大建？把老街原来的味道、大家共同的记忆留下来。”为了让理念落地，他请来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的师生，精心设计了一段“样板街”。当地政府没有大动干戈，而是像打理自家院落一般：把松动歪斜的石板一块块垫平砌实，把青砖墙的裂缝仔细地勾补好……渐渐地，精巧的雨檐搭起来了，老木门换上了新窗格，一些原本观望的街坊邻居，也开始探出身来打量，私下里嘀咕：“这样弄，好像还真不赖。”青砖黛瓦下，村民王士莲和陈夏妃把自家窗台上那几盆花草挪到了门口，为老街添上一抹生机。

　　从最初的将信将疑，到如今的主动装点，村民们在这点点滴滴的变化里看清了：这位院士“书记”带来的，不只是钱，更是对她们过往生活的细心体察，以及对未来日子如何过好的认真琢磨。

　　同样，老乡们的具体难处，陈剑平也件件记在心头。有乡亲向他反映，孩子看病难，镇卫生院没有儿科，每次都要折腾到市区，一去就是一整天。陈剑平记在心里，立刻协调宁波大学医学院。不久后，东吴镇卫生院的牌子旁，加挂上了“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东吴院区”的牌子，第一个目标就是培育儿科特色门诊。成立于1957年的卫生院，终于在近70年后迎来了儿科医生。

　　变化悄然发生。陈剑平再到村里走访时，短短一百米的街道，常常要走上一小时。乡亲们一见他，便热情地围上来：张家婶子拉着他看新养的土鸡，李家大爷拽着他念叨孙子考上了大学……从“天外来客”到可以掏心窝子的“自家人”，这份关系的转变，只因他把老乡的每件小事，都当成了自己的大事。

　　从一株病苗到万亩良田，从一个实验室到千万乡村，这场始于泥土的远征，始终由“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信念照亮。他用几百万字的耕耘证明：真正的大学问，从来不是特权敲门砖，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图为鄞州区南村村。东吴镇供图

　　【记者手记】

　　一栋科技楼的“实用主义”

　　如果初次到访，你或许会错过宁波大学曹光彪科技大楼的入口——它没有阔气的门面，只是一栋外观质朴，甚至有些斑驳的老建筑，悄然静立在校园的建筑群中。然而，这里却是陈剑平院士日常伏案工作之处。办公室里，一切从简，他对此不以为意，反而引以为豪：“我们没有浪费大楼的每一平方米空间。”

　　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党委副书记程晔与他共事快30年，她告诉我们，科技楼几乎是陈剑平一手设计的。生物学实验室需要大空间，就琢磨着如何敲掉墙壁将小房间打通；原来因为学生多，学习室不够，部分学生只能挤在楼道学习，就投入经费给这个80年代的老走廊安装窗户和空调，尽量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为了让空间更加合理化，更符合要求，陈剑平曾拿着大楼设计图纸规划到半夜。

　　不仅是空间规划，他还为科技楼“装点门面”——电梯口都贴满了标语：“理想信念，是走向优秀、收获成功的内在品质。”“年轻人应该把自己的爱好、专业和职业融入到国家的发展中去，把自己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些字字真切的标语并非训诫，而是以无声的形式，代替陈剑平以一位长辈的角度去开解后辈，“如果有人因为一件事感到困惑甚至郁闷的时候，在乘电梯或者等电梯的时候看到某句话，或许能够有所启发，从而恍然大悟。”

　　2024年末，实验室八九十号人在学校门口的“我爱宁波大学”标语后合照。之后照片被打印出来制作成标语牌挂在醒目处，上面写着放大加粗的四个字：“以人为本”。

　　似乎这里每一寸空间的价值，都应与人的成长和科研的需要紧密相连，而这种近乎执着的“实用主义”，并非出于吝啬，而是源于一种来自心底的珍惜——珍惜有限的资源，更珍惜在这里工作和学习的每一个人的潜力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