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辛德惠（1931年—1999年），辽宁省开原人，土壤学与农业生态学家、农业教育家，农田生态工程设计的开拓者之一，泛生态学理论的创立者。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中国农业大学校园里，有一座石碑，碑的正面镌刻着“改土治碱，造福曲周”八个烫金大字，背面则书写着12万曲周人民的深情：“旱涝盐碱自古为害”“昔日茫茫碱滩，今朝一片绿洲，缘木思本，饮水思源，特树此碑，以志永念”。碑文中，盛赞当年北京农业大学数十名教职员工“暑往寒来，十五个春秋，栉风沐雨，备尝艰辛”。

　　辛德惠的名字就被镌刻在这块圣洁的汉白玉石碑上。

　　“嘎嘣脆”的一锤定音者

　　辛德惠祖籍辽宁省开原县，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九一八”事变后，举家逃难入关到北京。1931年12月24日，辛德惠在北京出生。国难当头，全家人在“难民大院”里讨生活，母亲常怀抱幼小的他，端着碗，排队等候救济难民的大锅粥。“七七”事变后，全家逃难石家庄投亲靠友，艰难求生。

　　1947年，他回到北平（北京市）读高中，虽然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却能发奋学习，立志图强。1950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肥料学系。1954年，辛德惠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赴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读研究生，1962年获生物科学土壤专业副博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

　　人们没有想到，这个留学回来的“洋博士”后来却一头扎进了曲周农村。

　　河北曲周，曾经是全国盐碱危害最严重的地方。战国时期，这里“斥卤”肆虐，故名“斥章”。据县志记载，明崇祯年间，“曲邑北乡一带盐碱浮卤，几成废壤，民间赋税无出”。两千多年来，人们战盐碱，求生存，却始终无法改变“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只听耧声响，不见粮归仓”的穷困面貌。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5年的27年间，全县粮食亩产只有4年达到100公斤，其余23年平均亩产只有75公斤，在这期间吃国家“救济粮”1亿公斤。

　　1973年夏天，辛德惠与石元春、林培、毛达如、雷浣群、黄仁安、陶益寿等北京农业大学几名青年教师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曲周治理盐碱地。

　　一行人来到曲周调研了两三天，摸清了基本情况。农大的青年教师们想在张庄驻点，但曲周的领导却建议选择离县城比较近、生活条件也较好的白寨公社驻点。“张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碱也难治，连我们曲周县自己的干部都不愿意到那一带去蹲点。白寨碱轻，比较容易看到治理效果。”这位领导好心劝诫北京来的“教书先生们”说，“实在不行，你们把点设在白寨，张庄作为联系点。”事后一打听，大家得知了缘由。县里担心农大教师选择张庄驻点，改碱太难，生活太苦，如果三五年也没有成果，对上级也不好交代。

　　白寨还是张庄？一连几个晚上，石元春带领大家在招待所里“夜话”讨论，但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个结果。最后，辛德惠高声骂了一句，结束了这场“曲周夜话”：“去张庄！睡觉！”后来，石元春回忆说：“辛德惠就是这么个‘嘎嘣脆’的一锤定音者，特有用，特有权威！”

　　驻点方案确定后，几位老师回到北京整理行装，很快就返回曲周。他们再次到达曲周时，当地连降暴雨，正遭遇几十年不遇的涝灾。据1997年编撰的《曲周县志》记载，仅在1973年7月28日这一天，“最大降雨量达500毫米以上”“大面积积水一尺至二尺，深处三尺，房屋倒塌，电话中断，道路不通”。雨涝成灾，积水围村，辛德惠和大家一起挽着裤腿、蹚着泥水进了村。

　　张庄的老人们，后来常常会想起当年的情景：“我们把村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老师住，可还是漏雨、漏风、漏盐土啊！吃的只有又苦又涩的棒子面、杂面和红薯面，俺们看着心疼。”

　　生活上的困难没有难住辛德惠和同事们，但要开展工作还是比想象中难得多。村民们就一直在观望：就这么几个书生能改碱？多少年了，一拨拨人都说来改碱，井打了，井填了；沟挖了，沟埋了；人来了，人又走了。可盐碱地还是盐碱地。

　　“治不好碱，我们不走！”很快，村民发现这群人不一样，在农大老师的带动下，曲周农民纷纷加入改土治碱的行列。“他们天天测水、测土、画线，还带着俺们一块平地、挖沟和打井。”当年的生产队长张老伯后来常常想起，“辛老师和我一起挖沟，晒得膀子上出大泡，我劝他别干了！他笑了，说没事，越晒越结实。”

　　直面质疑

　　在这个1973年开始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旱涝盐碱地综合治理”研究中，辛德惠是主要参加人之一。在实际观察勘测中，农大的青年科教工作者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查明了曲周盐碱地的成因和类型：属于大陆盐碱化浓缩型，在盐渍土中以盐化为主。由于长期受蒙古高压反气旋形成的强大季风的影响，春旱秋涝造成土壤的季节性积盐—脱盐过程的更替，盐分在土体和潜水中频繁交换，从而导致了土壤的盐化和地下水的矿质化。夏涝抬高了潜水层，春旱加剧了土壤水分挥发，使这一情况越来越加剧。同时，土地高低不平和缺少肥料也是形成盐碱化的重要因素。这些研究在后来扩展丰富为“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理论。而在理论形成之初，他们即提出从地下碱水入手，以“浅井深沟”为主体，农林水并举的综合治理方案。这也是后来黄淮海中低产田改造的第一声春雷。

　　20世纪80年代，辛德惠（右一）带领学生制定农业发展规划。

　　但那时，很多人对这个治理方案表示怀疑。在一次会议中，辛德惠受大家委托，带着改造盐碱地的“浅井深沟体系”材料参加大会。讨论曲周试验点的这个报告时，有人质疑：“不就是打打井，挖挖沟嘛，这也算科学？”还拿出外国的研究来否定曲周的研究成果。辛德惠针锋相对：“河水深层水资源有限，超量开采会采大于补。地下水位下降，形成漏斗，又会破坏生态平衡。而打浅井，开采浅地下水，可以旱涝盐碱兼治，一举多得。”辛德惠的据理力争被视作和上级唱“对台戏”，被勒令“悬崖勒马”。辛德惠和同事们并不害怕，依然“顶风”而上他们的“浅井深沟体系”。

　　让辛德惠欣慰的是，1974年的春风吹到曲周的时候，张庄第一代试验区400亩重盐碱地上，小麦长势良好。秋天，小麦亩产达到200斤，在这片几近颗粒无收的碱窝里，居然达到了之前曲周最好年景的最高产量。1978年，曲周以王庄为中心建设第二代试验区。1979年，第一代试验区粮食亩产达到602斤。

　　1980年，经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考察论证，认为曲周试验区的科技成果是有效的、可靠的，于1982年确定了该基金会在中国最大的农业项目——曲周县北部1.87万公顷盐碱地综合治理区的外资项目。在这期间，以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为依托，二、三代试验区发展连片，形成了黄淮海平原旱涝碱咸综合治理曲周试验区——被誉为黄淮海科技大会战的“12颗明珠”之一。

　　1993年，辛德惠（右一）在曲周实验站。

　　“六五”“七五”期间，国家把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工程列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冀、豫、鲁、苏、皖五省12个县建立了12个国家级不同类型综合治理开发试验区；同时，在28个县建立了75万亩的6类专题研究试验基地。“12个试验区，像镶嵌在黄淮海平原上的12颗明珠闪闪发亮。”媒体盛赞，“25年间，一场黄淮海科技攻关大会战在全国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这一仗扭转了我国南粮北调的历史。

　　1988年7月28日，国务院隆重表彰奖励了开发黄淮海平原的农业优秀科技人员。辛德惠等16位科学家，获得一级表彰。

　　1993年，辛德惠作为主要参与者的“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关于农业与生态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出现了紧张和对立，整个生态系统不断受到破坏。

　　1997年，辛德惠提出“为了振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强国，必须制定和实施粮食、农业—农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体化系列战略”。

　　同时，辛德惠还提出了实现上述农业-农村发展战略目标的三个阶段：即综合治理开发阶段，以生态农业为主体，在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基础上建立优化农田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综合—高效—持续发展阶段，在综合防治的基础上，建立综合系统农业（简称综合农业），发展优化的农业—农村生态经济系统；城乡一体化阶段，建立智能-环控农业，以县城为综合发展中心，合理布局高水平中心化乡镇，形成不同层次的优化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

　　这一理论的形成其实经历了20多年的积淀。

　　20世纪70年代，在盐渍化农田生态系统的改造与调控的长期研究和生产实践中，他创立了“工程生态设计的方法与理论”。1983年，辛德惠在其撰写的研究生教材《农田生态系统概论》前言中，估计了未来的世界粮食安全形势，指出“为解决粮食问题，我国应作出自己的贡献”，提出了“对农业生态潜力的限制因素加以改造，对生态环境系统加以合理调控，建立起综合发展的高质量农田生态系统”。辛德惠在这本书里较早地采用系统论的方法综合考虑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

　　在“七五”攻关研究中，辛德惠在曲周试验区、邯郸市菜篮子工程等方面运用了生态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在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逐渐形成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普适性工程生态设计及其理论——泛生态学。

　　1973年，辛德惠（左一）等在曲周实验田。

　　“结合自己对系统科学、生态学、工程学乃至科学、美学、哲学、思维科学的长期研究，辛德惠大胆提出了泛生态学理论，并与我国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实践相结合，其整个理论体系体现了科学大统一、大协调、大战略的特点。”2003年，辛德惠的弟子、从事生态农业与区域发展研究的吴文良教授在恩师逝世三周年、曲周实验站建站30周年之际，撰文纪念：“泛生态学理论与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既有以往长期综合实验研究的延续，又有结合新时代要求进行的大胆创新。”

　　有个绰号“马司令”

　　辛德惠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他长期保持着记笔记、写日记的习惯。

　　“他有一个小本子，遇到什么问题都记在上面，然后去琢磨、去思考。”学校老领导毛达如教授生前曾回忆说，“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忘记了，辛先生却会在某一天拿着本子突然跑过来问‘你那天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所以他在学术方面才有很宽阔的思路，才能构建‘泛生态学’理论。”

　　数十年来一直在低产、贫困、落后的地区工作，条件艰苦，积劳成疾，辛德惠却在日记中自述“甘之如饴，乐此不疲”。

　　1986年底，辛德惠在曲周感到胸部不适，在大家一再催促下到医院检查。经确诊是心肌梗塞前兆，必须立刻住院。住院期间，地方领导及学生、同事前来探望，他却抓紧时间研究课题，帮研究生修改论文，与地方领导商讨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向工人、农民了解情况……半年后，他的心脏病得到了控制，左臂却没有脉搏。医生再三叮嘱他不能劳累，不能激动，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可是一出院，他又忙碌地奔波在北京—石家庄—邯郸—曲周这条线路上。

　　在曲周，辛德惠有个绰号“马司令”。一次他一边切菜一边看治碱专著，把中指切伤，他拿了纱布，一边包扎一边看书，纱布却缠在食指上，人们见了哄然大笑，叫他“马大哈司令”；还有一次，大家都在吃饭，他却口若悬河说着治碱的事。饭后，有人问他吃了几个窝头，他拍拍肚子说，“四个”。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那四个窝头还都在他的盘子里；离京前，他把两个女儿托付给邻居大妈，说了句“麻烦您照顾一下”，就背着包走了。直到孩子生病，惊动了从北京林业大学下放到云南的爱人刘一樵教授，爱人来信责问，他才拍着脑门想起：“啊，我太马虎了！”虽然在生活上马虎，大家发现他对科学研究却一丝不苟，于是把“大哈”二字去掉，叫他“马司令”。

　　缺乏照顾的孩子瘦弱多病，爱人一人带3个孩子，还要兼顾事业，也身心交瘁。辛德惠虽痛心疾首，却没有更多的时间给爱人刘一樵和孩子以慰藉和照顾。1989年6月，爱人被诊断出患白血病，35天后就不幸辞世。爱人辞世第二天，前去慰问者却见辛德惠坐在桌边正在本子上写着“八五”攻关课题的安排。他吃力地对沉默的人们说：“我写写，分散一下……”只有工作，才能化解他的悲痛。

　　1999年初夏，一种毁灭性病害——松材线虫病从境外传入我国，如果不加以遏制，将会危及我国南方5省42万亩松林，乃至于黄山、中山陵等名胜风景区的大片珍奇松树也都将毁于一旦。5月25日，中国科协和中国林学会迅速组织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7位林业专家火速赶往受灾现场。专家组25日到了安徽合肥，看材料、听汇报、考察现场；26日一大早又驱车去马鞍山；26日下午抵达江苏南京，直奔中山陵；27日又长途跋涉，赶赴浙江。在象山县，在松线虫为害严重的一个土坡上，辛德惠端着相机，对着感病的黑松拍照……

　　这天下午，在前往宁波途中，连日劳累的辛德惠突然心脏病复发，经全力抢救无效，猝然离世。

　　辛德惠去世的噩耗传到曲周，300多位农民含着热泪跑到县委，要去北京为他送别：“他为俺曲周做了那么多好事，他为俺曲周带来那么大变化，他为俺曲周人民操碎了心啊！”“麦收大忙季节，急需要人收粮，辛先生要是九泉有知，会不高兴的。”县委书记说服大家，却把曲周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了中国农业大学：“我们要把辛先生的骨灰迎到曲周，世世代代纪念他。”

　　作者：何志勇（中国农业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