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生态主义”“粮食安全”这样的词，她更熟悉的，是脚下的沙土要变成绿色，是什么时候能种出粮食，是今年的向日葵能榨多少油。

　　我曾在很多报道和视频中看到殷玉珍。10月底，在殷玉珍参加各项活动中宝贵的时间缝隙里，我终于面对面见到了她。她穿着标志性的绿色呢子外套——也就是站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领奖台时穿的那件，和我握手，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她的手如我想象中一般粗粝而温暖，手掌很厚实，指甲短短的，两只手掌合拢在一起时，好像有孕育一切生命的力量。

　　　殷玉珍的时间，最近被细密且具体的事项以及一个又一个城市填充着。我不由得好奇，她现在还有没有时间做些“原始”的农活呢？她说：“一直要干，农活不干像农人吗？但是也得配合媒体。我想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也讲给下一代听。我们这代人已经把治沙干好了，只要能让下一代人学习什么，再忙再累我都可以配合。我们晚上可以干活，都不能耽误。”我失笑，看来殷玉珍的的确确是一位“很会接受采访的典型人物”。

　　“先活下来”

　　秋末的毛乌素，风从沙梁上斜切下来。殷玉珍裹着旧外套，踩着沙路往林子深处走。

　　她不背树苗，现在有机械帮助把苗送到沙梁跟前了，她只带一把修枝剪，看见被风抽歪的小树，就蹲下去扶正、培沙、绑撑杆。殷玉珍说：“秋冬要在林子里头修枝打杂，也得管护。大风吹出来，我们得压沙，好多收获的工作也要做。”

　　“记不住具体种了多少棵。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叫生命，我数不清，也不想数。”她直起腰，指了指眼前的这片绿洲，“过去叫它吃人的沙，现在它给我还粮、还果、还日子。”

　　41年的时间，从19岁嫁进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毛乌素沙地，到今年站上联合国粮农组织领奖台，殷玉珍最怕别人只把她写成“英雄”。她反复说：“我就是个农民。先为活命，后为子孙不要吃苦，再后来才懂，是把沙子处成亲戚。”

　　她家院里还留着当年她嫁过去时住的、如今半埋进沙里的“第一代”地窨子：不足四平方米，弯腰才能进入，巴掌大的小窗漏进一线光，土炕上铺谷草，锅碗里天天落沙。刚嫁过来那晚，风把门堵了，她号啕大哭，后来接着嚎了七天七夜。结婚后5个月，父亲第一次来看她，她瘦得脱了相。老人拿个烟锅子，脚底下磕一磕，装上烟丝，再磕一磕，十几锅子烟抽进去也没说出一句话。

　　“那会儿不恨沙，是怕。怕明天醒来，房让沙吃了，人让沙埋了。”对话里，她讲得轻描淡写，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怎么活下来，她的办法很简单：种树。

　　有了这个想法，殷玉珍从1985刚嫁进来那年就开始种树，她和丈夫白万祥扛着铁锹走进沙地，一棵一棵地栽。到了1986年，她想尽一切办法，换回了600棵树苗。可一场风暴刮过，活下来的树苗不到10棵。殷玉珍一边伤心一边高兴，伤心的是成活率太低了，高兴的是毕竟还有几棵树活了，也算是看到希望了。

　　别人看来可能是失败，她蹲在那几棵活苗前看的是门道：“能活10棵，就能活100棵、1000棵。树不哄人，土里没墒，它就死；沙蒿挡了风，土不踩实，它就活。”

　　从那年以后，治沙成了夫妻俩日子里全部的内容。

　　丈夫外出打工，跟雇主商量：工钱不要现金，全换树苗。殷玉珍留在沙窝里，一根六尺钢钎，往流沙上扎洞、塞苗、浇水、培土。寒来暑往，钢钎磨短了两尺，一头发亮，一头卷刃。她一天凿几百个坑，手上的血泡破了又起茧，冬天裂口渗血，夏天她背百斤苗翻沙梁，大风一来，连人带苗掀翻在坡上更是常事。

　　“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欺负死。”这句话不是口号，是她跟黄沙赌的命。

　　一开始树种不活，她就围着苗转，日夜看。哪棵被风拔了，哪棵被沙埋了，哪棵旱死了，她都记着。没有水，她就去十几里外担，一桶几十斤，一天跑个十几趟。自己舍不得喝的水，也先浇给幼苗。天冷了，她就把衣服脱下来包住根。

　　最早的时候没有路，背苗要靠拽着牛尾巴爬沙梁。殷玉珍赶着待产的母牛驮运树苗，自己背上捆好幼苗，拽着牛尾巴艰难攀爬沙梁。就在爬坡途中，母牛顺利产下一头小牛，更可喜的是那次栽种的树苗大多扎根成活。殷玉珍内心生出难得的希望与欣慰，便给这座沙梁取名欢喜梁。“双喜临门，苦里也有欢喜。”

　　流沙不保土，她就先治沙梁，后治沙湾，层层设防，步步为营。后又用草方格固定流动沙丘，栽种沙柳、花棒、沙蒿这类耐旱灌木牢牢锁住黄沙。等到土地土质改良，再引种杨树、樟子松、云杉等乔木分层造林，提升树苗存活率。

　　这套“草方格—灌木—乔木”的土办法，后来被技术员总结成“三元套嵌”：流动沙丘立式沙障加乔灌混交，半固定沙丘平铺沙障加灌草混交，滩涂低洼处补播封育。这套方法用下来，沙漠种树的成活率从三成拔到八成以上。

　　1993年5月的那场特大黑风暴，让殷玉珍八年辛苦栽下的5000亩杨树大半被拔了根。她回忆当时的沙尘暴情景还是触目惊心：和孩子距离一米多点都看不到彼此，要趴在地上看才能知道家人在哪里。风暴过后，天地间都是灰蒙蒙的，殷玉珍一个人坐在沙梁上哭，哭完掸土，攥紧钢钎接着干。“树知道我的苦，地不说话，但它记工分。”她经常和衣而眠的这二十几年里，不只是冷，也是因为听见风停就能爬起来去林子里查看情况。

　　早年间殷玉珍觉得孤单，方圆几万亩沙地就她们这一户人家。有人从门口过，她追出去。没追上，回家拿盆把脚印扣住，怕风刮没。“不是矫情，是太久没个活人声。”她跟树说话，跟沙子说话，跟月亮说话。风声、树声、哭声、笑声，她自己总结是“欢喜梁上的四重奏”。

　　再算长账

　　林子渐渐稳了，殷玉珍却没打算停下。她干了一件让当年劝她“种树够本了”的乡亲看不懂的事：往绿起来的沙地里，种谷子、种南瓜、试樱桃、试文冠果、种玫瑰、种“黑珍珠”番茄、试“拇指玉米”等等作物。

　　沙地改良不是魔法，而是日积月累。41年，有机质一点点沉淀：枯枝落叶、牛羊粪、林下草被、小米秸秆还田。最初一亩几十斤，后来上百斤，现在好地块能有两千来斤收成。

　　做凉粉、在雨里哈哈大笑、摘沙地里的“马奶奶”果（学名地梢瓜），清早先去园子“检阅”，摘西红柿、挖土豆……她护着怀里那点瓜果念念有词：“还是农家菜好，沙漠里好吃的太多，从春天弄上，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才结出的这些果实。”

　　2022年殷玉珍引进的新品种谷子，熬粥油亮，一斤能卖到45元；地里的樱桃刚红就被客商订走。尝试文冠果榨油，她自己先炒、先尝：“年轻人爱小包装、讲健康，那我就把油做干净，不糊弄市场。”

　　殷玉珍今年去罗马的时候，和赛考斯调研了当地的橄榄园，看完以后殷玉珍确信自己肯定能忙活出什么。她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用汗水用泪水，染绿了毛乌素，变成现在的‘金乌素’。”她又说：“变绿要好多的机械，如果我们先种下橄榄树，下一步做油的话，还要考虑榨油机，从国外调的话代价太高了。我们的投入，要和收入能匹配，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适合祖国发展的产业。”

　　殷玉珍的“沙海人家”里现在有500亩生态产业园，种着稻谷、蔬菜和水果。家庭林场年收入过百万。她牵头成立了合作社，种植、加工、销售几个环节串起来，沙地小米也走进了超市售卖。她还自己开自媒体号，和喜欢她的人分享美好的生活。她的镜头包容一切，拍的就是身边的寻常画面——毛乌素沙漠的日出，沙地里连片金灿灿的向日葵，拍她自己唱着歌干农活，在苞米地边拉着小狗黑黑走路……她拍的这些日复一日的画面，让屏幕那头的人一点点见证着毛乌素是怎么从沙海变成了7万亩绿洲，就像她自己写在简介里的：“在这里，看树怎样长大，人怎么笑着过活。”　

　　采访时，殷玉珍不停捶打自己的后背，我问她是不是因为早些年背树苗，到了冬天腰就会不舒服。她连说不是，又说：“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说不冷，不给我穿袄子，我这后背冻到了。”说罢，还看向儿子白国才撇了撇嘴。

　　2021年学园林专业的白国才毕业回家，开始给殷玉珍帮忙。白国才把滴灌带铺进沙地，铁锹也变成了手机。他算过：母亲当年一亩小米收成400斤，现在引进了新方法，产量能到500多斤。老杨树耗水、爱生虫，他们改种樟子松、油松。“樟子松耗水少、寿命长，底枝枯了把水供到顶梢，天旱保命，能活百年。”

　　为了殷玉珍的宝贝沙地，母子俩平时也没少争吵。吵完殷玉珍撂一句：“现在科技是科技，年轻人虽然用年轻人的方法，成活率要跟上，也得用过去的经验。”

　　白国才其实也同意母亲的观点，新时代治沙不是单纯对抗风沙，是“沙、绿、民共生”。机械播种、智能管护、混交林更新、林下经济，一样不能少。但一些老经验得留：看气候、看苗性、不踩实土，风沙慢慢填坑，根才扎得深。

　　更直观的结果在沙土里：砍掉退化杨树，降密度，剩下的树有空间有水；草方格朽了变肥，灌木枯枝还沙；林下养羊，羊吃草、粪养树；谷收完秸秆还田，第二年土质更软。

　　说起这片熟悉的沙地，殷玉珍放松下来。她一边捋着自己长长的大辫子一边笑着说：“我对土地就是喜欢，最起码我现在已经把沙漠变成好的土壤了，变富了，我还能种出来好多好吃的，还有好水果，都是口感特别好的，种出来的粮食也特别好。只要你给土地爱，她就会结出非常多的作物果实还给你。就像我们毛乌素沙漠，现在不只是长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花，互相都是伙伴。不像我过去那么孤单，我现在不孤单了。”这儿，是殷玉珍真切的笑，笑容渗透进她被风沙塑造的皱纹里，又从眼角流淌到鬓边。

　　殷玉珍的珍贵，是把治沙从“国家给苗、我出苦力”，走成了“我治沙、沙养我、我再治沙”的闭环。

　　殷玉珍没读过几本书，但把整片沙漠当大学：“土专家比书本专家金贵，实践出来的，才是真经。”她治沙的第一动力，不是她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主义之类的口号，而是农户真真切切的生存问题——保住房、保住口粮、保住后代不当“沙里流民”。

　　把孤单种成群山

　　1999年，美国初中历史教师赛考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他会在休息时间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新闻节目——那是他与家乡之外的世界保持连接的窗口。

　　也是那扇窗口，让他看见了一片遥远的沙漠和两个人。

　　荧屏里，殷玉珍夫妇的身影出现在毛乌素沙地。他们扎根荒漠，用双手种下一棵又一棵树，把黄沙一寸一寸地逼退。几分钟的电视画面，甚至带着些许粗粝，但那种近乎执拗的坚守，击中了赛考斯。

　　“保护生态，这是地球上所有人的责任。”赛考斯这样想，也这样做了。

　　他没有让感动止步于屏幕前。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利用休息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封接一封地给美国本土的各类机构发送电子邮件。他不是在写一封简单的求助信，而是在为一对素不相识的中国夫妇，向大洋彼岸的陌生人讲述一片沙漠、两个人和一种近乎信仰的坚持。

　　十几家机构，十几次被拒绝，或石沉大海。

　　最终，波士顿的一家慈善组织回应了。他们愿意无条件提供5000美元捐款——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是一份跨越国界的信任。

　　1999年12月，消息传来：捐款已抵达中国，将通过中国政府转交给殷玉珍。

　　钱送到殷玉珍手里那天，正是正月，天冷得刺骨。殷玉珍知道这笔钱贵重，塞进手套攥了一天一夜，买完树苗后，只留下了100美元当作念想，其余全部换成了苗。

　　转过年来，赛考斯来到毛乌素沙漠，环顾四周只有铁锹和扁担时，他连连摇头：“不可能！不可能种活。”殷玉珍却掷地有声：“可能！到时候给你变可能！”她甚至指着沙梁说：“你过几年再回来看看，我一定把这里变成一片森林。”

　　那时的赛考斯满心狐疑：仅凭这些幼苗和简陋的工具，殷玉珍如何能对抗浩瀚的沙漠？带着这份不解，赛考斯离开了毛乌素。此后的岁月里，他再未踏足这片土地。

　　这一别就是26年。

　　这26年，那笔钱长成了如今“赛考斯林”郁郁葱葱的5万多棵大树。

　　2026年5月，殷玉珍发视频寻人：“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想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捐赠的5000美元，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全网开始寻找线索，共同助力殷玉珍实现心愿。

　　今年8月的重逢，殷玉珍穿着12年前买的高跟鞋，鞋垫上绣着“马到成功”，桌上摆了白水面条和油糕——面寓意长长久久，油糕则是礼尚往来。

　　殷玉珍对我说：“过去见面时他是长的头发，还像个小伙子，没想到一见他老得成秃头了，我一下子看了，心里头好酸好酸，感觉时间过得好快。”说起赛考斯的时候，她鼻子又酸了，却还是想逗笑我们。

　　她说现在自己正在学英文，得活到老学到老，不能掉链子。给我展示了自己学会的“波娃子”（brother），“西西特儿”（sister），又说虽然跟赛考斯交流可以依托于手机软件的翻译了，但还是要让赛考斯学中文，“因为赛考斯是老师，她自己是农民，自己学不会不要紧，赛考斯学不会别人会笑话他。”殷玉珍谈到老友时变得兴奋，多了很多语气词，一边说一边发出“哇噻”的感叹，还有些像小孩比画的动作。

　　10月15日，她的故事被带到了罗马。

　　正值“国际农村妇女日”，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为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发起的“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表彰现场，131个成员国、609项提名，先公布99人，最后压轴念出第100个名字便是殷玉珍。

　　大屏幕亮起：毛乌素沙梁、钢钎、地窨子、活苗、今年8月殷玉珍与赛考斯在毛乌素重逢的画面……短片播完，两人落泪。殷玉珍穿着那件绿色呢子外套，从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手里接过奖杯，赛考斯也受邀上台，与殷玉珍热情拥抱，两人共同举起奖杯。

　　殷玉珍说：“作为一名农民，能在联合国舞台上领奖，我感到高兴和自豪。我和赛考斯来自两个国家，语言不同，但我们心连着心，就像大树连着根一样。所以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爱地球的人共同的奖项。”

　　采访时，她总说她不是人们口中的“国际英雄”，只是在意后代不能再过穷苦的日子。“要问我们苦不苦，没有苦，哪有现在的甜，说苦的话没办法给你形容什么叫苦？怎么个苦？我常说我的苦树知道，我的泪沙知道。但是今年来，我因为找赛考斯吼了一嗓子，现在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感觉也挺好。这片黄沙，现在整体上变成了7万多亩绿洲在那展示着，大家看，这才是一个未来，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殷玉珍曾独自仰望的那片昏黄，如今站在“欢喜梁”上，眼前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色。

　　比起“生态主义”“粮食安全”这样的词，殷玉珍更熟悉的，是脚下的沙土要变成绿色，是什么时候能种出粮食，是今年的向日葵能榨多少油。她的日子，和她让毛乌素变“金乌素”的故事，不是讲出来的，而是一锹一锹、一棵一棵，从沙窝子里“种”出来的——树是她给沙漠的碧玉，粮是她用沙种出的珍宝。

　　作者：马江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