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取消后的纪念火柴盒。资料图　

　　大事记

　　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1992年，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镇自发开展“税费提留30元一次到位”的改革探索。

　　1998年，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改革重点内容。同年11月，国务院成立农村税改“三人小组”。

　　2000年，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增加了河北等16个省，扩大到全国20个省。上海市率先取消农业特产税。

　　2003年1月4日，《农民日报》在1版2版刊发一组报道《特产税，一个正在圈点的句号》，推动农业特产税取消。

　　2003年8月，上海市宣布全面免征农业税。

　　2004年，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进行全部免征农业税试点。

　　2005年，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在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在牧区开展取消牧业税试点。到2005年12月，已有28个省全部免征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村税费改革转入农村综合改革阶段。

　　中国农业博物馆四号展厅中央，有一尊高约一米的三足青铜圆鼎，在人们的抚摸下，鼎腹已是红中透亮。鼎上不是古奥的篆书文言，而是用现代白话铭记了历代田赋变迁。

　　岁月失语，惟石能言。2006年这尊由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铸造的“告别田赋鼎”，向世人宣告2600年“皇粮国税”的历史终结，代表着亿万中国农民的希冀和喜悦：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卸下因袭重负的中国农民，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惠农新时代。

　　如今，铸鼎的王三妮已经71岁，家里种着10亩地：“现在不仅不用交税，种地还有补贴，每个月还有100元的养老金。”闲适之余，他和老伴每天都到村里新建的广场下棋、散步、跳舞。

　　取消农业税，是中国5000年农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是我国40年改革发展中继“大包干”后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具标志性的惠民善举，自此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开始发生了一系列转折，工农城乡关系开始反向转变，农民更多地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这场“中国农村的第三次革命”，已远超出经济变革的范畴。而随着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的加快，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开始阔步进入乡村振兴发展新纪元。

　　税负乱象：农民难以承受之重

　　《说文解字·卷七》载：“税，从禾，兑声。”自古以来，“税”就与农民和农业密切相关。从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到“租赋”“租庸调”“田赋”“丁漕”……朝代几经更迭，名称数度变换，但农民缴纳“皇粮国税”一直是天经地义。而过重的税负，又常常成为封建政权更迭的导火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史就是一部农业税赋史。

　　新中国成立之时，国库空虚，工业基础薄弱，怀着朴素情感的中国农民，不计得失地为国家工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做出巨大历史性贡献。农业税成为国家财力的基石、推进工业化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5年的57年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约4200亿元。

　　1958年，第一部全国统一的农业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农业税条例》）颁布，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规定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最高不得超过25％。1983年，由于农林特产与粮食争地现象突出，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国家设立农业特产税。1985年，农业税由征收粮食改为按比例征收货币，实现了从实物税向货币计税过渡。

　　“改革开放前，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取’为核心特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说，“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负担只是一种隐性负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利益主体，农民负担由此开始显性化。”

　　虽然如此，但当时各种税费负担被快速增长的收入消化了相当一部分。直到80年代后期“卖粮难”、农民增收乏力，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基层财力的支出缺口不断增大，再加上分税制改革导致基层财源减少，各种收费不规范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向农民“伸手”，日益沉重的农民负担，挑战着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两工强要钱，暗税最要命”……说起那些年农业税的征收乱象，许多农民还记忆犹新。

　　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虚报数字，农民实际收入没增加，“三提五统”却一增再增，超过农业税数额的2倍甚至3倍以上。另一方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止：农民建房、结婚登记、子女上学、计划生育罚款……所有的生活以及公共支出、用度，不但都要农民这个纳税人自己来负担解决，还要应付涉及部门的各种“搭车收费”。当时购买一台农用拖拉机上路行驶，就有20多个附加收费项目要缴纳，农民得额外负担2000多元。

　　沉重的负担不仅挫伤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更成为乡村社会的“不定时炸弹”。1988年，河南民权县程庄乡蔡庄农民蔡发旺“抗粮”自尽，村民把乡政府围了200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因难以承受过重负担而引发的第一桩恶性命案，《农民日报》曾以《一具冤尸与一个流亡政府》公开报道了整个事件经过。继蔡发旺之后，多地又陆续爆出多起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恶性案件，19斤麦子、50元钱、一头猪、一台黑白电视机……都能成为压垮一个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从1990年开始，中央几乎每年都出台为农民减负的文件，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还祭出了农民负担“高压线”，但各地农民负担始终呈减而复增态势。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农民税费负担总额从469亿增长到1359亿元，人均负担增长了3倍。

　　《农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1988年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公开发表文章，呼吁从规范农村税费征收办法入手减轻农民负担。

　　治乱还需治本，中央决定探索农村税费改革。一场前无古人的变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