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既是民心所向，更是大势所趋。

　　就在国务院正式宣布取消农业特产税之前4个月，2003年8月上海市再次率先宣布全面免征农业税，当年上海市为农民减负1.43亿元。

　　能不能彻底取消农业税，让农民甩掉包袱轻装前行？其实，随着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从1950年到2004年，农业税在我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从40%下降到不足1%。

　　“我们是尝到了甜头，家家户户都有实惠！”在2004年两会上，来自广东和平县龙湖村的人大代表罗红英说出了广大农民的心里话，“取消特产税农民人均负担由每年106元减少到17元。如果能再把农业税免了，我们农民就可以跑步赶小康了。”

　　回应民生期待，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首先在黑龙江、吉林进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同时鼓励沿海及其它有条件的省份先行改革。

　　随即，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宣布免征农业税。

　　2005年元旦前后，广东、江苏、河南等16个省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为亿万农民送上了一份厚重的“新年礼”。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免征农业税。

　　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两年即成现实。

　　这给农民带来了什么？

　　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民每年减负1335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正如新兴镇曹庄村82岁的农民曹士福感受到的，经济上的实惠最直接。釜底抽薪，堵死了“千手观音”式乱收费的口子。

　　更重要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由此开始从“取”到“予”的根本性转折。“全面取消农业税，探索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措施和直接补贴政策及制度框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表示，“从长期趋势看，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支持力度，是今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政策选择。”

　　“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农业免税降雨露，富民政策暖民心”……丙戌狗年春节，表达免税喜悦的春联成为中国乡村缤纷大地的一景。

　　甩开包袱的中国农民，开始阔步前行。

　　 笃行致远：变革依然在路上

　　武侠小说《鹿鼎记》写过一个故事，退位的顺治帝教导康熙，治国务必牢记“永不加赋”四字。正史中，康熙年间确曾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诏令。然而由于制度的弊端，农民的税负反而成倍增长。这正体现了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黄宗羲定律”。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农业税费改革不仅仅是免征农业税这么简单，更多的是要有许多配套改革的系统工程。”要解决基层财政运行困难、乡村债务负担、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不足等等问题，都要靠更宽广领域的改革一同前行。

　　“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基层政府不断膨胀，是农民负担沉重的原因之一。为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2000年起，国家由点到面展开了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综合改革。

　　“并乡并村并机构，减人减事减支出，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实现，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行动来支撑。”原安徽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树丛回忆，“安徽全省乡镇仅事业单位清退人员，每年就减少近9亿元的财政负担。”精简机构，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也带动基层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曾经在农民口中的“要粮、要钱、要命”的“三要”干部，开始变成了“送钱、送物、送服务”的“三送”领路人。

　　没有国家的支持，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农村公共事业的兴办都难以为继，为此，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专项，将农村主要公共事业纳入财政支持范畴。一组数字见证着我国“三农”投入的空前增长：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5700多亿元；从2003年到2016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从1754.4亿元增加到17539亿元；种粮“四项补贴”，从2004年的146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678.9亿元。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的公共事业是“被遗忘的角落”，因此历史性欠账较多。世纪之初，城乡统筹发展的大门打开，推动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可喜的是，农村的事情不再是由农民独自办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爱，自己的学校自己盖。”2000年前，全国超过三分之一县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预算内公用经费“零拨付”。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也取消了压在农民头上的各种教育集资，这部分的亏空，谁来承担？

　　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2001年开始，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学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6年、2007年扩展到全部学生。2005年起，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如今，农民“买个书包就可以让孩子上学”，教师也不用再为收取学杂费东奔西走，可以集中精力抓教学，不少因贫辍学的孩子重返校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发出15个重农强农的一号文件和一个又一个的惠农大礼包。包括义务教育在内，如今的农村无论是基础设施的“硬件”，还是公共服务的“软件”，都有了历史性改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大笔资金、转移支付投向“三农”：发起脱贫攻坚战，小康路上不落下一人；修建“四好农村路”，5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18.4万公里；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户均补助达1.4万元左右，推进农村保障性安居工程，1000多万户居民住进公租房；普遍建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等制度，让农民过上了“种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犯愁”的生活。

　　走过40年，中国乡村已悄然改变。在朝向两个100年的目标奋进中，在当下乡村振兴的大视野下，国家必将以更多的资源、力量投入“三农”、建设“三农”。我们有理由相信，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将在强农惠农富农的重锤响鼓中，创造出乡村全面振兴的璀璨明天。（本报记者 李竟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