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筐蔬菜——

　　改革要按价值规律办事

　　“那个时代，票比钱管用。”今年56岁的河北省邯郸市市民杨峭梅对票证依旧有着深刻的印象。家中父母兄妹五口人，全家一个月凭粮票可以领100斤粮食，肉和油是每人每月半斤。杨峭梅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承担着家里买肉的任务。“我自小对肥肉过敏，吃上一口就浑身长红疹。但是因为肥肉能熬荤油，每次买肉，我宁可自己一口肉都吃不上，也要踮着脚尖眨巴着眼睛跟供销社的师傅说好话，希望他多给肥肉，少给瘦肉。”

　　城市人的物质匮乏如此，农民在统购统销制度下更是被死死地捆在土地上。农民没有粮票，离开了自己生养的土地，甚至无法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

　　在河南省禹州市东关村当了46年村支书的周遂德清楚地记得，1974年，为了给村里弄几吨化肥，他和当时的一位村干部南下湖北武汉、襄樊等地：“当时买化肥是件大事，更是件难事，要多方求人。家里人给我们烙了整整三十张饼，一路往返就靠着饼就凉水。买到了化肥，我一路没敢坐在车里，在货车车斗里守着化肥，顶着风，连夜往回返。”

　　统购统销制度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存在的弊端也开始体现。在北京蔬菜市场上，农民排队交菜累，菜站不分昼夜收菜累，市民不能及时买到菜的“三不满意”情况并不少见。当时的东方红农业社就遇到一个难题——菜生产出来了，可装菜的菜筐还在菜站排着队，农民们眼看着蔬菜一天天老了，却没有菜筐装运，干着急。菜站那头，菜站职工忙于收菜，连装卸工作都来不及做，好好的茄子、西红柿被粗暴堆积，在单一渠道流通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生产关系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的。早在1954年9月23日，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提到，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一项政策的诞生与退出历史舞台，都要静待生产力前进的步伐。

　　转机发生在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个寒夜点燃了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孕育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经过中央的及时总结并推向全国，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焕发，粮食生产的潜能不断迸发，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水平。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国家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农民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没有了“薅社会主义羊毛”的顾虑，农民们精耕细作，不浪费一寸土地的良好传统再一次有了用武之地，拾边作物跟着粮食一起大丰收，农副产品大幅度增长。

　　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农村起步，统购统销的制度的松动，也从农村开始。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1985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指出：“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它的弊端就日益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影响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在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之后，还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对已经实行32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进行改革的方向。从此粮油等农产品从单一的统购统销转向计划定价与市场定价结合的价格“双轨制”。这是在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后，中共中央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及时扩大市场调节，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而进行的大胆尝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上迈出的勇敢一步。

　　其间不是没有反复。1985年，粮食生产出现波动，阶段性短缺再度出现，粮食收购再次从合同制回到强制收购，要不要继续深化改革？中央坚持了“绝不退回到统派购制度的老路上去”的改革原则，农村发展研究所当时35岁的高小蒙被派到河南新乡设立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试验区，探索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并解决粮食收购价高于城市销售价的“粮价倒挂”问题的路径，改革虽几度面临搁浅，最终还是实现了有益的探索。

　　2009年，时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曾在中国农业发展六十年媒体座谈会上讲，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改革，要解决统购统销制度的两个弊端，一个是农民利益实际上是要靠“价值实现”来得到实现，第二是资源要通过市场来调节，使得生产和消费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国农民终于迎来了按价值规律办事的改革开放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