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创举：

　　“草根工业”的兴起

　　在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有一座设计简朴的博物馆——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这里保存着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珍贵资料，记录着中国乡村经济经历的点点滴滴，被认为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每年都会迎来大批的参观学习者。博物馆所在地春雷社区，原本是苏南一个普通的小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曾因一家社队企业——春雷造船厂声名远播。那时的“社队企业”，指的是“公社和农业生产大队所创办的集体企业”。

　　在绝大多数农民刚刚吃饱肚子的时候，这家藉航运而起的社队企业早早做到了户均收入千元，实现了家家有电灯、户户用拖拉机和人人享受合作医疗的美好生活。周边的村落眼看着春雷村办企业致了富，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春雷造船厂的故事就像神话一般，吸引着农民们的目光。上世纪80年代前后，各方面限制有了松动的迹象，广大农村便迫不及待地发展起了以社队企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有的最初就是从泥瓦篾匠组成的手工作坊开始，产品逐步扩展到了各种日用品、工业品。10年过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类似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当地GDP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但可以跟当时的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甚至达到了可以抢人才、抢技术的地步。

　　乡村工业的兴起有着历史的必然与逻辑。一方面，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需要，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后几乎瞬间释放出来的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聚，逼迫着中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于是，野草般顽强生长的乡村企业出现了。

　　费孝通在八十年代初考察江苏小城镇发展的时候，对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在文章中写道：“社会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

　　社队企业就如一根魔法棒，在长期沉闷单调的农村点开了一扇神奇的窗户，涌进了大量新鲜空气，给不甘囿于黄土地的广大农民带来了崭新的希望。到1978年，率先起步的江苏省，社队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63亿元，占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20%。1981年，江阴社队企业工业总量就已超过了市属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句话，反映的正是当时社队企业的红火景象。

　　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本身也是在计划经济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即使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改革之后，靠市场调节的社队企业也依然是在“挖国有经济的墙角”还是“一个新的改革方向”的争论中发展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后来中央专门派了调查组，调查回来的结果是，其雇佣的140人中，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他们所得到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水平，这些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邓小平批示了几个大字：“先不要动他。”也正是这几个字，给了当时刚刚冒头的民营经济以生长的机会。

　　1984年初，当时的农牧渔业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名为“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3月份，党中央、国务院便批转了这个报告。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肯定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方向，并且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像对国有企业一样，一视同仁，给予必要的扶持。也是从这时起，四个轮子（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一起转，六大产业（农工商建运服）同发展的局面开始形成。

　　东南沿海地区的很多小城镇行动最快。每天一大清早，就能听到路上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数以千计的农民从四面八方的村庄汇聚而来，浩浩荡荡奔向镇上的布厂、羊毛衫厂、塑料厂、针织服装厂。有的地方，在乡镇企业上班的农民比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还多。

　　1985年，曾被称为华夏第一县的无锡，工业总产值超过50个亿，乡镇企业贡献率占84个百分点。超过了青海、宁夏、西藏三个省、自治区工业总产值的总和。到了1988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495万人，总产值7018亿元，实现利税892亿元。

　　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

　　异军突起：

　　相对“最优”的力量

　　有人说，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农村现代化相对于城市化是一种“次优”选择。在适应市场方面，以社队企业为前身的乡镇企业相对于私人企业而言，是另一种“次优”。然而，当我们换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把经济、社会的因素纳入观察，并从变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这种“次优”或许就变成了“最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这种相对“最优”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能量。1991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一万亿元大关，与当年的国营企业平分秋色，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农村经济的主体。

　　在经历了1989～1991年整顿提高之后，不少乡镇企业苦练内功，强化管理，大力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到国外寻找市场。无形之中，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使乡镇企业与国际大家庭日趋融合。

　　这一时期的乡镇企业已不再是往日土头土脑的样子，大家你追我赶，形成了一种大干快上的“四高”（高速度、高起点、高投资、高效益）“四大”（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大提高）新局面。

　　1992年，江苏第一家省级乡镇企业集团——红豆针纺集团诞生；

　　1994年，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1995年，浙江省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在广交会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

　　到1996年，有5000多家乡镇企业达到了国家大中型企业的标准。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1.35亿人，增加值近1.8万亿元，实现出口交货值6008亿元，利税总额6253亿元，其中从业人员和利税总额分别是1978年的4.8倍和56.8倍。

　　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相比，这一时期中西部乡镇企业的落后非常明显。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对中西部乡镇企业的税收、贷款、人才以及东西部经济联合等优惠政策作了详尽说明。

　　1993年2月18日，《农民日报》头版刊登评论员文章《要的就是比翼双飞》。文章指出，东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腾出一部分商品市场，一些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从而带动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

　　1996年4月9日，《农民日报》又刊登了一篇题为《陕甘宁乡镇企业“幼树成材”》的消息，说的是先天不足的陕甘宁乡镇企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分别成为本省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当时类似的报道很多，在某种程度上为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的成功做了注脚。

　　1997年，乡镇企业历史上的“三件大事”在头三个月里就迫不及待地发生了。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公布实施；14日，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乡镇企业工作会议；3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文件。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呈现出了更加迅猛的势头，生产服务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从日用消费品生产到生产资料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许多产品在行业中所占比重还很大，比如原煤占40%，水泥占40%，食品饮料占43%，服装占80%。这一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三分之一，全国税收的五分之一，全国出口交货值的三分之一都来自乡镇企业。

　　从“异军突起”到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再到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转制为个人独资、混合制等形式的民营企业并融入开放型经济大潮。一大批乡镇企业通过深化改革、资本经营，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嬗变，并且轰轰烈烈地加入到了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乡镇企业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使得乡村工业化成为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转移就业。正如费孝通总结的：中国历史长期延续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亿万农民在没有国家投入的情况下，自我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据统计，八九十年代约有一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乡镇企业，相当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30年间中国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总和。

　　乡镇企业还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基础动力。由于乡镇企业的主体是工业，大批农民亦工亦农亦商，从客观上促进了工业小区和工商聚集的小城镇的建设。在丝绸古镇江苏盛泽，短短四五年的时间，人口总量就突破了10万，较之前几乎翻了一番。这种影响延续至今，如今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多数特色小城镇，也基本都是得益于那个时期奠定的基础。

　　乡镇企业也是农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乡镇企业从发展伊始，就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以工补农、建农带农为己任，在国家尚未大规模支持农业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各种直接间接的方式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1978年到1991年，乡镇企业每年有三四百亿元的补农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

　　乡镇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开放所提供的宝贵经验还不仅于此。当乡镇企业从计划经济夹缝中顽强生存下来的时候，靠的是什么？企业不吃“大锅饭”，职工不捧“铁饭碗”，干部不坐“铁交椅”。这种机制使乡镇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连同乡镇企业自主快速的决策机制，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自负盈亏的约束机制，酬效挂钩的分配机制，都为我国经济领域改革以及其他领域改革提供了借鉴。

　　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成为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导队伍。这些由农民兴办的乡镇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秉持着“要素从市场中来、资源配置由市场来定、产品到市场中去”的理念，在城镇化战略发轫之前，率先打开了一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从农业向非农转移、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状况的通道，走向市场、走向开放。